中国近年经济疲弱，就业环境越发不利，民营企业内捲严重，加班成为常态，加上求职门槛「35岁危机」，原本怀有野心与梦想的中国青年年纪渐长后不得不暂时放下梦想，出国进修、回国考公，期看获得一份稳定、劳动条件良好的工作。
大约10年前，慕橙（化名）大学刚毕业时，正遇上中国经济蓬勃发展，「那几年到各行各业，我都觉得形势很好，都能赚到钱」。她考上上海颇有名气的大学，怀抱着设计师的梦想，只身从东北故乡前来逐梦。毕业后，她顺利得到设计师的工作，也期盼自己能一路升迁，朝顶尖设计师的职位前进，甚至自己开店、经营品牌。
当时她与同学都抱持着进私人企业「历练一下」的观念，很多在公众机关或银行任职的同学，也羡慕慕橙能从事有趣、想做的工作。然而10年后形势逆转，反倒是慕橙羡慕他们。
「经历过疫情以后，我的工作开始动荡了」，由于疫情期间公司效益低落，很多小公司都倒了，她的薪水也没有保障，经常不会在同一个地方做太久。再加上私人企业制度与待遇不完善，老闆压榨员工、内捲严重，加班没加班费都是常态。
慕橙上一份设计工作经常加班到深夜，当她晚上11、12点走在白天繁华的陆家嘴街道，路上却已经没有人车时，她感到落寞与孤独，「就是由于加班太晚了，那种深夜那种孤独感，就一下子洗上心头，你就会觉得得不偿失，这不是一个正常的工作状态」。
此外，上海的设计行业更新换代快，永远不缺人，并且更倾向寻找年轻的人才。她看到中国求职网站的数据，设计行业除了少数极优秀者可以当上总监，「其他的就会一直在底层摸爬滚打」。且主要受僱年龄都集中在30岁以前，这时慕橙年纪渐长，间隔「35岁危机」越来越近，她开始思考继续这样下往是否有未来。
35岁危机是中国职场普遍存在的年龄歧视现象，一名不愿具名的上海经济学者表示，该现象的成因，第一是公务员考试与一些政府职缺会注明申请人年龄必须在35岁以下，使部分民间企业也跟进。第二是很多大厂裁员时会以35岁为标準，若没有升上治理阶层，裁员风险会增加。背后原因包括年轻人薪水更加低廉，并且没有家庭负担，更轻易要求他们加班。
学者指出，尤其现在经济下行，这个现象更加明显更加凸显，现在有很多人在35岁到40岁失业，然而间隔退休也还有20年，也正是上有老下有小要养家的时期，成为很多中年人面临的重大危机。「我四周都看到很多40岁的人找不到工作」，只能转向做保险或开网约车。
在瓶颈期中挣扎几年，慕橙决定出国读硕，让自己更具竞争力。然而她已经对小公司的劳动条件不抱期待，也对如今的大环境感到不安，她逐渐以为，假如想在大城市立稳脚跟，可能还是得往比较稳定的央企国企，于是一如数百万中国青年一样，拿到学历回国后的她决定考公。
过往，在台湾常听到中国年轻人有「狼性」，然而前述上海经济学者表示，「最近5年，我在学生身上真的没有看到狼性，反而是这种躺平的这种状况是很多的」。他说，这与当下经济形势以及对经济的预期有关。10年前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时期，很多企业薪水开得高，也会有奖金激励，人们就会展现出狼性，愿意996、加班，更加狂热的为劳动付出。
现在很多学生在大学选科系时，就往未来要考公的方向往选择，而不是想着要赚很多钱。「现在不管用什幺方式，基本上都赚不到钱，所以这种狼性竞争的意愿，我觉得一下就消失了」。
如今慕橙已34岁，毕业10多年后回看，她感觉「那时找工作的时候太随意了，太草率了，错失了很多当年应届生应该有的一些机会」。中国考公、考编（公务编制内职员）会有一些专门对应届生开放的岗位。
不过慕橙以为，中国政府也有意识到年龄限制与失业题目，今年将公务员考试年龄限制从原本的35岁放宽至38岁，这项趋势也可能会蔓延到各行各业，减缓眼前年龄压力。她期看，能在这几内考进编制，在央企国企工作，先求有一份稳定的工作。
至于设计师的梦想，慕橙说，「想着就是把它发展成副业吧，以后有机会再做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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